一生中总有些地方，到过，看过，便不能忘掉。就像一年多前，我亲近过的那条江一样，始终在脑海里荡漾着粼粼银光。一千五百多年前，也有人和我一样，为它写下了惊艳千古的文章：风烟俱净，天山共色。这个人叫吴均。六百多年前，有个人结庐在那条江畔，将满目江山倾注笔端，绘出“中国山水画.神作”《富春山居图》。这个人叫黄公望。一百多年前，有个人出生在那条江边。后来，他走出去，走到遥远的苏门答腊，消失在一片热带雨林中，再也没能回来……这个人叫郁达夫，那条江叫富春江。
水墨画般的富春江 （视觉中国/图）
富春江系钱塘江中游，长达一百多公里，因流经秦代设置的富春县(含今杭州市富阳区、桐庐县、建德市)而得名。其“天下独绝”的“奇山异水”就舒卷于吴均当年逆水行舟的两侧，“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”。而我沿着富春江的旅程，也是如此展开。诸多风流人物中，我选择了郁达夫作为向导，次第捡拾他遗落于此的处处屐痕。
郁达夫原名郁文，字达夫，现代著名作家，他1921年出版的《沉沦》是中国.部白话短篇小说集，曾引发海啸般的轰动。和他共同发起创造社的郭沫若认为，郁达夫“清新的笔调，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，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的青年的心”。
1896年，“前面有一条富春江绕着，东西北的三面尽是些小山包住的富阳县城”里，郁达夫呱呱坠地。斯时，郁家已家道中落，主要依赖父亲郁企曾任县衙司事（文书）兼带行医过活。好在，祖遗的十余亩田产(六亩自种，其余出租)、一部半“庄书”(通过管理乡村田赋，挣点手续费)多少能贴补些口粮和花销。
郁家老宅也是祖遗的一栋三开间楼房，位于南向富春江的满洲衖深处。“大门内的大院子里，长着些杂色的花木，也有几只大金鱼缸沿墙摆在那里”，“很像样的一个儒医家院”。只是，传到郁企曾手上，已无余财打理。勉强养活全家八口外，郁企曾对家业的贡献，“就是把……院子的一围竹篱笆改成了一圈低矮的砖墙”。
1900年，37岁的郁企曾抛下寡母戴氏和妻儿病故。郁达夫母亲陆氏为了供诸子念书，“把全部家产——三间住房、六亩薄田和那一部半庄书——通通都抵押出去，借债度日”，生活仍无起色。不得已，又把大郁达夫两岁的姐姐送人做了童养媳。很多年以后，郁达夫忆起儿时凄苦的生活，写道:“孤儿寡妇的人家，受邻居亲戚们的一点欺凌，是免不了的……母亲去争夺不转来，最后的出气，就只是在父亲像前的一场痛哭。”
孤儿寡妇相依为命的经历，使得郁达夫事母至孝，不愿也不忍忤逆母命，深怕伤了母亲的心。这一点，在那个新旧嬗变的时代，从同样少年失怙的鲁迅、胡适等人身上也能看到。而他们成年后的婚姻，无一例外地成了理智与情感勾兑出的一杯“苦酒”。稍微不同的是，郁达夫的这杯开始有点甜。
郁达夫 （南方周末资料图/图）
1917年7月，负笈日本四载的郁达夫自名古屋回到富阳。一个月后，遵从母命，他与素未谋面的霄井乡下女子孙兰坡订婚。鉴于“准姑爷”属留洋的新派人物，“准岳父”有意安排双方家中相亲。通过这次见面，郁达夫得知未婚妻虽裹缠小脚，却饱读诗书。他赠给她一个新名字：“孙荃”。荃者，香草也，自古以来，中国诗文里最高的精神意象之一。返日不久，郁达夫给大一轮的长兄郁华（字曼陀）写信，汇报订婚情况：“来日本之前一日……与未婚妻相见，荆钗布裙。貌颇不扬，然吐属风流，亦有可取处。”并附呈一组诗稿，其中《赠名》诗云：“赠君名号报君知，两字兰荃出楚辞。别有伤心深意在，离人芳草最相思。”
据不完全统计，从1917年订婚到1920年结婚前后，郁达夫写诗上百首，给孙荃的达四十多首。同一时期，孙荃为他写的也有二十多首。“尺素在鱼肠，寸心凭雁足”，郁达夫认为孙诗“已欲与文（郁达夫）诗相抗矣”，还把她的诗混在自己作品里，寄到报刊发表，“竟全然乱真难辨”。那个时候，郁达夫有意为孙荃编一本诗集，书名都想好了，叫《夕阳楼诗稿》。可惜，造化弄人，数年后，郁达夫在上海结识杭州.美女王映霞，这一切，都化作前尘往事。
夕阳楼到底没有建成，满洲衖（后更名达夫弄）也在旧城改造中消失。取而代之的，是一片偌大的滨江景观带——郁达夫公园。穿过晒太阳、饮茶咖的人群，我踱进了枝叶荫翳的郁家老宅——郁达夫故居。外观及内部结构与郁达夫的文字描述几乎吻合，看不出有什么破绽。但事实上，这是一栋易址复建的“老宅”。1961年，一间豆腐坊爆炸，殃及前方，故居仅剩围墙。次年，在郭沫若的过问下，始得重修。1996年，为拓宽公路，故居又整体南迁10米。
二楼西首是孙荃的卧房，也是郁达夫的。只是他待在这里的辰光，短得像一个顿号。后来，连归人的身份都模糊了，成了稀罕的过客……房内的标识牌“温馨说明”这里就是夕阳楼，我笑了笑，不置可否。
“笑不成欢独倚楼，怀人望断海南州。他年纵得封侯印，难抵春闺一夜愁。”在孙荃的心里，除了这小小的天地，世间哪还有房子能配得上富春江的晚霞，能称得上夕阳楼呢。
富春江晚眺 （庞勉/图）
出了故居的石库门，沿江东行几分钟，就到了鹳山脚下。从这厢望去，鹳山状如一只伸颈饮水的巨鹳，满山未凋的树叶仿佛迎风歌唱的羽毛。鹳山不高，目测只有四五十米。富春江自西南奔流而至，受到它的阻挠，回旋成潭、成湾，沉积山间摇落的、上游漂浮的草木，吸引无数鱼鸟麇集。这不，尽管是枯水期，曝露的数块石矶上仍有不少钓竿在等待鱼儿咬钩。少年郁达夫也常常来此垂钓，“碧桃三月花似锦，来往春江有钓船。”之后，他用诗文崭露头角，所署笔名皆为“春江钓徒”。
鹳山脚下的“春江钓徒” （庞勉/图）
自1920年代开始，郁家的境况总算好转。斯时，在北洋政府担任高级法官的郁华，购地鹳山东麓，为母亲筑建别墅奉养天命。大总统黎元洪闻之，题词“节比松筠”，表彰郁家戴氏、陆氏婆媳两代守寡不易，故名“松筠别墅”。1935年9月，郁达夫次子、9岁的郁天民注意到，不识字的奶奶每天都倚在别墅廊檐上，手里攥着两封拆开的信——上面有大伯、父亲回来拜祝七秩大寿的消息。
松筠别墅旧址 （庞勉/图）
别墅如今被辟为史料陈列室，在那里，我看到了拜寿时的合影：在鹳山地标——春江.楼旁的大樟树下，郁家十七口或立或坐。那个时候，谁也不会想到，这竟是家族最后一次相聚，也是郁达夫最后一次回乡。两年后，日军占领富阳，冲进别墅。不肯逃难的陆氏，拒绝为他们烧水做饭。当晚，陆氏冒雪躲入崖洞，冻饿而死。又两年后，郁华因审案得罪了汪伪汉奸，被暗杀于上海法租界，成为司法界抗战殉国.人。
几经辗转，郁华的血衣安葬于别墅以南百米处。这里既能聆听阵阵江涛声，又能仰视那棵大樟树。其时是1947年的春天，正参与修建血衣冢的郁天民，听到噩耗，失踪多年的父亲在两年前被南洋日军杀害，尸骨下落不明。
纪念郁华、郁达夫兄弟的双烈园 （庞勉/图）
之所以去东梓关，系因多年前我读过郁达夫的同名小说。这篇小说写于1932年9月，讲述了海归青年文朴从富阳到东梓关寻名医徐竹园看病的故事。众所周知，郁达夫小说具自传体质，人物、情节基本能与现实“对上号”。因此，视文朴为作者本人也未尝不可。由是我相信某年某月的某个冬日，郁达夫的确游历过“在他们的故乡也是很有名的村镇”——东梓关。
从富阳出发，眼前和文朴搭乘小火轮时的所见雷同：“尽是些蓝碧的天，澄明的水，和两岸的青山红树……”略微的差异，在于我注意到，这段远山遥峙、舒缓流淌的江面屡有洲渚跃现，像传说中的鱼龙拱出青苍的脊背。九百多年前途经于此的苏轼也注意到这一点，“水天清，影湛波平。鱼翻藻鉴，鹭点烟汀。”烟汀便是烟水弥漫的沙洲、沙渚。
“东梓关在富春江的东岸，钱塘江到富阳而一折，自此以上，为富春江，已经将东西的江流变成了南北的向道。”郁达夫的文字是准确的。过桥，到江东，我才望见了远方依偎在防洪堤边的一片大沙洲。“那是桐洲岛，东梓关在对面，快到了。”开车的姚师傅是本地人，五十出头，热衷跑步，年轻时走过南也闯过北。末了，还是觉得家乡好。他告诉我，过去，东梓关是个地理中心，距周边府、县、镇的路程相同。
“轮船在一条石砌的码头上靠了岸”，但现在，航运早已废弃，我只能绕道南面的公路。老远，一大片粉墙黛瓦，参差起伏，扑面而来，颇得吴冠中画作的几分神韵。那是近来新建的东梓关新村，号称“最美回迁房”。而“文朴求医”的东梓关已属旧村，继续朝里走就是了。
据小说所载：“东梓关本来叫作东指关的，吴越行军，到此留驻，顺流直下，东去就是富阳山嘴，是一个天然的关险，是以行人到此，无不东望指关。”不过，在新村入口的马头墙上，我看到了另外两种说法：其一是旧称青草浦，宋朝有将军葬于此，坟上梓树枝柯朝东，故名；其二是因明朝在此设巡检司（类似现在的派出所）得名。细思三种说法，我大概明白了：在古代，东梓关与桐洲岛一起，形成扼守水路咽喉之势，平日商旅无艰，战时兵家争雄。
“只有一条石板砌成的大道，曲折横穿在村里的人家和那池塘的中间，这大约是官道了。”时至今日，“官道”仍是村里主干道，只是不知在猴年马月，换成了柏油路面。“那池塘”称长塘，位于旧村中央，长方形，四周扣以青石板。塘中水面似镜，倒映着斑驳的深宅大院……
东梓关许家大院前的池塘 （庞勉/图）
信步其间，我参观了村里顶气派的两座古建：安雅堂和许家大院。安雅堂系“骨医圣手”张绍富坐堂问诊之处，建于清末，由正房、厢房、院落、天井组成，占地600平方米，其撑栱上的雕花别具匠心，堪称点睛妙笔。巧合的是，徐志摩和陆小曼在浙江海宁共度蜜月的“爱巢”，也叫安雅堂。不知郁达夫盘桓村内，目睹斯名，有没有想起和自己一样情路多舛的老同学。
许家大院就是“徐竹园先生的住宅”的原型，“果然是近邻中所少见的最大的一所，但墙壁梁栋，也都已旧了，推想起来，大约总也是洪杨（指太平天国）战后所筑的旧宅无疑。”许家是名门望族，祖上确如“徐家祖上”一样，“前清嘉道之际……在北京任过显职。”许家后代出了位名医叫许善元，善治疑难杂症，远至上海、杭州都有患者慕名而来。此人即为徐竹园的原型。
和安雅堂一样，许家大院也是一座典型的徽派民居。但规模更大，结构更加巧妙。尤其是前屋的过道檐廊，不长，却玲珑曲折，凌波照影。站在檐廊里，正值阳光如瀑，我举起相机将蓝天、白云、瘦树、人家……还有它们流连水面的影子，一一装入镜头之中。那一刻，古典的江南重新鲜活起来。不知为何，我总感觉郁达夫那“水一样的春愁”的初恋，就告别在这所大院里。
桐庐富春江畔 （视觉中国/图）
1930年，对郁达夫来说，极不平静。先是和亦师亦友的鲁迅在上海组织“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”，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列入“堕落文人”名单，此事主谋之一，即他日与王映霞“兄妹相称”的许绍棣。后是发表声明，退出鲁迅介绍他参加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（简称“左联”）。其间，还夹杂发生了主编的《大众文艺》遭查禁、小说《没落》原稿遇剽窃等烦神事。
次年2月，受“左联五烈士”事件牵连，鲁迅携家眷避居沪上旅馆，郁达夫也“仓皇离去了寓居”，回杭州、富阳“躲风头”。暮春三月，“一种乡居的倦怠，忽而袭上心来了，于是……决心上钓台去访一访严子陵的幽居。”
严子陵，名光，年轻时与东汉光武帝刘秀同窗。本姓庄，因后世避讳，改其姓为严。刘秀称帝后，多次请他做官，不就。一次，入宫与刘秀叙旧至晚，“以足加帝腹上”。翌日，官员奏称：“客星犯御坐。”刘秀大笑：“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。”授官，仍辞，退居富春江边，钓鱼为乐。其不图富贵、淡泊功利的名士做派，备受后世推崇。
那个时候，这江盛产一种叫鲥鱼的美味，“每一根刺都值得用心吮吸。”每年清明前后，鲥鱼“组团”从东海溯至富春江流域产卵，“生子化鱼，而复还海。”游到钓台附近的，嘴上会隐现红点。传说，这是咬过严子陵的钩，又被放生之故。汽车驶经桐庐县的富春江大坝，姚师傅对我说，1968年大坝拦起来后，市面上鲥鱼少了。
两千年以降，这江上消失的又何止鲥鱼，严子陵留下的胜迹绝大多数不也因江水洪涝、改道而湮灭了吗？现存的，一处默默无闻于鹳山岸边，立着不起眼的碑石；另一处就是我换乘景区游船方得一观的严子陵钓台。
桐庐富春江严子陵钓台段 （视觉中国/图）
“四面的水光山色又忽而变了样子了。清清的一条浅水，比前又窄了几分，四围的山包得格外的紧了，仿佛是前无去路的样子，并且山容峻削，看去觉得格外的瘦格外的高。”这是郁达夫泊岸时的所见。再往前推至北宋，贬任严州（宋时旧州名，位于今浙江西部）知州的范仲淹所见也应不差。否则，他怎能写下景仰严子陵的名句：“云山苍苍，江水泱泱，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。”徘徊在“山高水长”的石牌坊下，一条江，不，是一面碧琉璃般的湖，悄悄自我的脚底荡开，把东岸的青山推得更远……
“山腰里的那座祠堂”，就是范仲淹“始构堂而奠”的严先生祠。现在，它与石牌坊一样，只高出水面几步台阶。如此看来，石牌坊应是水库蓄容前，从祠堂正对的甬道上挪至现址。祠堂不再“露着些废垣残瓦”，俨然一副雅致脱俗的模样。塑有严子陵坐像的祭堂内，我却没有看到郁达夫手迹，三面墙壁空空如也。
那天，郁达夫游罢东、西台，回到严先生祠，在“西院里饱啖了一顿酒肉……有点酩酊微醉”后，“慕贤的心一动”，挥笔于祭堂南墙写下他一生中流传至广的诗作《钓台题壁》：“不是尊前爱惜身，佯狂难免假成真。曾因酒醉鞭名马，生怕情多累美人。劫数东南天作孽，鸡鸣风雨海扬尘。悲歌痛哭终何补，义士纷纷说帝秦。”
穿过祠堂后山密密麻麻的碑林，我喘着粗气爬到一个岔路口。那里，有块牌子，分指两座“高各有二三百尺”的山峰——东台和西台。东台即“汉严子陵钓台”。1961年，郭沫若视察至此，见钓台高悬江面，抛出“岭上投竿殊费解”的疑惑。无独有偶，明人袁宏道对此情景，也曾质问：“纵有百尺钓，岂能到潭底？”相较二者，作家汪曾祺另抒一见，他认为考证这里是否严子陵钓台或严子陵到底在哪垂钓，“这两种人都是傻帽”。
西台乃“宋谢皋羽恸哭处”。谢皋羽，名翱，宋末遗民诗人，曾追随文天祥抗元。史书说他“及宋亡……只影行浙水东”，遇见似曾与文天祥离别时的景物，“则徘徊顾盼，失声哭。”1290年，谢翱“挟酒以登”西台，设文天祥灵位于“荒亭隅……号而恸者三”，赋诗:“残年哭知己，白日下荒台。泪落吴江水，随潮到海回”。其时，文天祥就义已有八载。
严子陵钓台 （视觉中国/图）
对1931年的郁达夫来说，东台、西台象征着他急欲实现的人生理想的两端，一端出世，一端入世；一端名士，一端义士。但现实和性格让他彷徨两难，站在岔路口上，不知如何选择。唯有寄情家乡山水，消解胸中块垒：“三分天下二分亡，四海何人吊国殇。偶向西台台畔过，苔痕犹似泪淋浪。”
庞勉
